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国社会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人民的生活不仅得到了改善，也出现了诸多“生活革命”。眼下，全国各地正在进行中的“厕所革命”就是现代中国大规模生活革命中的重要一环。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人的如厕行为和厕所状况一直被外国人士所诟病、并成为描述中国落后的一个典型话题。对此，尽管历届政府在厕所改良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但直到2010年代，这一“老大难”问题的解决才终于出现了真正的转机。
　　
　　农耕时代的“厕所文化”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农耕文明传统的国家，以中国之大，厕所及有关的如厕行为方式和文化形态，也是多种多样较为复杂。草原、森林和山地的游牧、游猎、游耕的族群，往往不设厕所或没有固定厕所，这不是说他们对排泄行为没有规范，只是说在其生存环境下，人畜粪尿通常不构成问题。西南一些山地农耕民族，也有拒绝使用人粪尿作肥料的例子，他们认为，土地不施肥才比较干净。汉族是典型的农耕民族，农耕文明的突出特点之一，便是较多使用人和家畜的排泄物作为农作物的肥料，也因此人粪尿作为农家肥受到高度重视，这可以说是中国最为一般和传统的“厕所文化”。

　　左图:东汉楼阁式陶屋后视图。单体式房屋的厕所设在主屋的一侧。曲尺式陶屋的厕所设在主屋之后的侧廊屋，厕内有长方形便坑，开有窗户可通风换气，厕门外一般有供人上下的楼梯，厕所架筑在圈舍之上，粪便由此落入圈内可堆肥。
　　
　　右图:东汉青釉三合式陶屋。三合式房屋是汉代从北方传入岭南的一种房屋建筑类型，由一堂两室三间房屋组成“凹”字形平面的三合式建筑，前为打横的长方形主屋，后接两间对称廊屋，左为畜舍，右为厕所。
　　
　　厕所在中国同样有悠久的历史。《说文》的“厠，淸也”，意思是说排除污秽之地。秦汉时代的“溷”和“圂”字，有猪圈和厕所的双重含义，出土的汉晋文物中也有很多兼具厕所与牲口圈栏的泥塑冥器模型。这种形态的厕所在中国的北方、华南及日本冲绳等地一直延续至近代。虽然根据历史记录，中国古代厕所也确有缓慢的进化，如宋朝时，东京汴梁就出现由专人管理的公厕、清朝嘉庆年间也出现过收费厕所等，但必须承认，截至目前，在中国广大农村，现状依然是露天旱厕居多，使用人粪尿做肥料依然寻常可见。
　　
　　美国社会学家葛学溥在《华南的乡村生活》中指出，凤凰村的人们“有限的卫生知识基于传统和迷信而非科学事实”，即便在较干净的房间，也随处可见垃圾、污水和一桶桶没盖的粪便；农民们每天都从便池舀起液体粪便，穿过村落挑到田间，给农作物施肥；人们在同一条凤凰溪打水和涮马桶。人类学家杨懋春在对山东省台头村的民族志描述中，较多涉及厕所及相关问题，“露天厕所对农民的健康是一大威胁。夏天厕所招来苍蝇，由于没有适当的办法把食物遮起来，苍蝇会再飞到食物上”。因此，“台头村的农民——其他许多村子的农民也这样——坚持所有饮用水都要煮沸，所有食物都要烧熟”。应该说，类似的情形在中国各地乡村绝非罕见。
　　
　　另一位人类学家许烺光曾于1942年在中国滇西北一个处于霍乱爆发危难之中的村镇(西城)，深入观察了当地旨在净化社区污染的打醮等仪式。他敏锐地指出，人们在面对疫病危机时采取的是宗教净化仪式和实际的清洁卫生相结合的方法，其中既包括投放预防霍乱的药物、药方，也包括规劝民众遵从道德劝诫。例如，当地警方有告示称：“严禁放养各类动物。严禁随地大小便，乱扔垃圾。违者格杀勿论。”与此同时，也有社区长者的劝告：“祈祷、禁欲，严禁污秽不堪。”人们把当地教会学校和医院在其厕所内外使用石灰粉消毒的方法(这种情形在1940〜1970年的中国颇为普遍)，引申到用石灰粉在住宅门前画出半圆形的线以抵御病魔的新尝试。通常，人们是不打扫街道的，就连自家门前也不清扫，但在非常时期，也能够接受包括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大小便之类的公共道德劝诫。

　　旧北京城里的掏粪工。他们每天从每家每户或公厕中收集粪便污物，再运到郊外，郊外有专门]用来集中、处理、凉制的“粪厂”。制成肥料再卖给农民获利，那时候由于没有化肥，农民种庄稼全靠肥料。
　　
　　旧时在北京、广州、南京、上海等人口较多的都城，都曾有过城里居民的粪尿为周边农村所需求，郊区农民通过各种方法把城里人的排泄物拉回来做肥料的情形。实际上，北京直到20世纪末，才最终淘汰了“掏粪工”这一职业。
　　
　　在江南水乡，直至不久前，仍普遍有以室内马桶作为便溺之器的习俗。早晨，主妇到小溪涮马桶，然后，把马桶晾晒在门口。马桶里的秽物一般直接倒进河溪里，对公共卫生有很大妨害。现在，由于卫生科学知识的逐渐普及，即便在乡下，民宅也越来越多地采用新式抽水马桶，于是，传统的马桶就退出了日常生活，但它作为民间婚礼中的“子孙桶”仍是必不可少的陪嫁物。马桶在婚礼上具有生殖象征的隐喻，说明民间乡俗并不以其为“秽”。在中国的民俗文化中，虽也有“厕神”的存在，但她不管厕所，更不管厕所卫生，其职能主要是“能占众事”“卜未来蚕桑”。
　　
　　工业时代的“厕所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厕所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从乡土社会向都市化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它不仅存在于社会的发展阶段，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总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还涉及到“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
　　
　　以农耕文明为背景，传统的“厕所文化”以广大农村为“根据地”，在文明形态的转换进程中，厕所在所难免地成为严重和深刻的社会“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化肥工业迅速崛起，各种形态的化学肥料大举进入乡村，不断弱化着农户对有机肥的依赖。与此同时，城镇和郊区农村之间曾经的人粪尿供需关系，也很快发生了变化。北京大约到上世纪70〜80年代，郊区农村就不再需求人粪尿，城里的排泄物必须全部由城市污水系统去处理。可是，由于农村难以拥有和城市一样的污水处理系统，因此，在厕所和排泄物处理方面的城乡差别就变得日益突出。都市化带来的城市人口高度聚集、巨大的流动人口也使有限的公厕资源无法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导致公厕问题雪上加霜。加之，城市管理水平有限，公厕的卫生状况也就陷入难以描述的状态。

　　民国时期的新生活运动，提倡从人民的基本生活开始，改善其习惯与素质来达至所谓“救国”“复兴民族”的目标。
　　
　　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民众通常需要两类设施，一是家庭居室内卫生间配备的冲水马桶，二是外出时需要的公共厕所，两种设施都必须有完备的下水或污物处理系统。现实的情形是，实际使用公厕的人，往往是都市社会的底层人群，如胡同居民、尚无稳定居所的新市民、流动人口和外来务工者等。媒体和一般公众对城市公厕卫生状况的指责，和对利用者欠缺“公德”的排泄行为的指责存在重叠，相对较少地指向城市公厕管理的缺失。显然，和私厕（家厕）相比，公厕问题在中国是有着更为复杂的内涵。
　　
　　另外，中国的“厕所问题”，还有一个独特的侧面，即改革开放以来，海外观光客蜂拥而至，生活在现代都市或工业化社会的游客来到当时仍旧是农业国家的中国，从发达国家的立场观察属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遭遇“厕所问题”，或对中国厕所感到严重不适，并不奇怪。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厕所屡屡成为外国记者的题材，截至1990年代初，批评过中国城市厕所问题的国内外新闻机构有几百家之多，报道文章数以万计。这些批评直接或间接推动了中国对厕所的改良，具体而言，就是率先在全国的旅游线路沿线及景点设立相对体面的公厕并对其进行评级。
　　
　　关乎“国家形象”的公厕改革
　　
　　其实中国的厕所改良可上溯至民国时期。当时除“平民教育协会”及一些大学知识分子的努力外，1928〜1937年间的上海市的卫生运动大会和20世纪30年代由蒋介石主导的“新生活运动”等均值得一提。前者是地方性的，目的主要是维护街道清洁(不随地便溺、吐痰、不乱扔垃圾诸类)；后者则是全国性的，目的是想造就出全新的国民，两者都是由政府主导，具有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新生活运动试图将传统的道德(“礼义廉耻”)与一般人民的“食衣住行”相结合，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它对普通国民生活的实际影响非常有限。不过，这一运动提出的“新生活须知”对于“清洁”较为重视，包括保持厕所卫生、不随地小便等具体要求。

　　一些年久且简陋的旱厕仍需要掏粪工用最原始的方法，将粪便清运出来，有时，还需要跳进粪坑里。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推动的很多旨在提高国民卫生科学素养和保障国民健康的工作，往往都程度不等地和厕所改良有关。1950〜1970年代的“爱国卫生运动”、“灭四害”、治理血吸虫病等工作便是如此。爱国卫生运动有“两管五改”的提法，即“管水、管粪、改水井、改厕所、改畜圈、改炉灶、改造环境”。
　　
　　1990年前后，借助北京市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契机，北京市政府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市容整洁行动，其中包括增建、改建公共厕所并开展卫生整治。从1984〜1989年，北京市新建改建公厕1300多座、改建贯通下水道的溢流粪井1000个、扩大公厕面积1.6万平方米、增加坑位3300个，使6000多座公厕初步实现水冲。但按当时的国家标准，北京90%的公厕都极为简陋，很多为无隔挡的厕所，其卫生状况堪忧。
　　
　　在上述背景下，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有有识之士大力主张在中国推进一场“厕所革命”；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公共媒体上则首次出现了“公厕革命”的讨论。1994年4月，由娄晓琪牵头的首都文明工程课题组连续在《北京日报》发表《北京的公厕亟须一场革命》《步履艰难的公厕革命》《公厕革命的出路何在?》等评论，提出要开展全民动员的公厕革命。1994年7月，该课题组制定了《首都城市公厕设计大赛方案》，截至当年11月中旬，共收到全国20多个省(区、市)和美国、澳大利亚的作品340多件；随后，还在天安门广场举办了获奖作品展，旗帜鲜明地倡导“公厕革命”，这对当时北京市民的观念形成了一定的冲击。
　　
　　此后的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也基于同样的逻辑，北京、上海两大城市屡屡展开了市民文明素质提升活动，其中的城市公厕问题就成为最具压力的考验。
　　
　　2004年11月17日，第四届世界厕所峰会在北京举行。当时为迎接奥运会，北京市就规划：到2008年，城区新建、改建二类以上标准公厕3700余座，占比达90%，逐渐取消三类及以下卫生设施不达标的公厕；近郊二类以上公厕占比达60%；郊区城镇二类以上厕所占比达30%。上海的公厕短缺比北京略强，但也同样存在布局不合理、男女厕位失衡、市民不文明用厕行为等诸多问题，为此，上海提出建设现代化的公共厕所服务体系，致力于增加投资和强化管理，探索厕所市场化运营机制。此后，两城市就陆续建立了一批收费公厕，其设施比较齐全，并有专职保洁员。受此影响，全国许多城市也就开始了公厕的市场化、通过收费维持管理，但实际运营却程度不等地存在“重收费、轻管理”的现象。也引发了公厕的市场化还是公益化经营模式之争。

现代设计师根据古代茅房的外观重新设计出的现代茅房，具有极强的艺术美感。

　　和“国家形象”类似的还有“地方形象”。不少地方城市也相继有过一些具体的改厕实践，其中较著名的有2000年桂林市长李金早（现国家旅游局局长）在桂林推动的旅游厕所革命。2001年，国家旅游局在桂林召开“新世纪旅游厕所建设与管理研讨会”，在中国这是第一次以厕所为主题的全国性会议，会上发表的《桂林共识》成为中国第一个关于推进“厕所革命”的共同宣言。《桂林共识》的基本内容是：没有旅游厕所管理水平的现代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旅游业的现代化。桂林旅游厕所革命的具体做法是“政府推动、以商建厕、以商养厕、以商管厕”，采取市场运作方式，在桂林城乡先后建设了849座旅游厕所，这使得城区和旅游景点平均每平方公里拥有5.7座旅游厕所，远远高出国家标准，从而极大地改变了桂林市旅游厕所建设与管理的落后面貌，改善了旅游环境、投资环境和市民生活环境。2000〜2015年，桂林经过长达15年的持续努力，已经实现了旅游厕所的全域景点全覆盖，大幅度地改善了海内外游客的桂林印象。桂林作为国际旅游城市，其厕所革命的动力机制更多地源自各国游客的观感和印象及其对市政当局带来的压力，正是由此产生的强烈的“形象焦虑”，推动了大举改善厕所的文明化运动。与此相对，在中国内陆的小城市临汾，厕所革命的兴起却多少具有“内发”的属性。众所周知，全国范围的都市化进程不仅带来了城乡景观的巨变，即便是在内陆的临汾，它也使城乡居民所面临的“公厕”短缺和如厕困苦局面进一步突显出来。好不容易进一趟城的乡村婆婆发誓“这辈子再不进临汾城”，意味着民众遭遇的如厕之苦难和羞辱，成为市政当局无法推卸的责任。正是此种“内发”性驱动，促使临汾市干部群众经多方实践和艰辛努力，终于大幅度地改善了当地民众的如厕环境，甚至其“城市公厕项目”还在2012年12月获得了第九届改善人居环境“迪拜国际最佳范例奖”。
　　
　　无论是基于“外来”挑剔所构成的国家或地方形象的压力，还是出于“内发”性驱动要去化解普通民众的困扰，中国的厕所革命在21世纪初开始提速，并逐渐获得实质性进展，这也表明中国已经和正在更为彻底和深刻地卷入到厕所文明的全球化进程之中。
　　
　　2015年初，国家旅游局开始在全国推动旅游厕所革命。局长李金早认为，旅游厕所虽小，却是游客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第一印象，体现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实力，直接关系着旅游产业、事业的进一步发展。2015年4月1日，习近平主席专门就厕所革命和文明旅游作出批示，要求从小处着眼，从实处着手，不断提升旅游品质。有国家领导人的指示和政府部门的主导，“厕所革命”前所未有地成为国家的文明工程。于是国家旅游局推动的厕所革命迅速具备了全国性规模。在较短的时间内，各级地方政府均成立了厕所革命领导小组。国家旅游局出台《关于实施全国旅游厕所革命的意见》，修订《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标准，提出“数量充足、卫生文明、实用免费、管理有效”的具体要求；用3年时间，在全国新建厕所3.3万座、改扩建厕所2.4万座，最终实现了旅游景区、旅游线路沿线、交通集散点、旅游餐馆、旅游娱乐场所、休闲步行区的厕所全部达到三星级标准。这一迅速的厕所革命由旅游景点景区、旅游线路沿途向重点旅游城市扩展，并经由“全域旅游”进一步向全国基层蔓延，成为自上而下、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
　　
　　乡村的改厕实践
　　
　　上世纪90年代，农村改厕被纳入《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央政府《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同时伴随着卫生乡镇、县城的创建，农村也逐渐掀起了厕所革命。2002年，中央政府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要求在农村继续以改水、改厕为重点，整治环境卫生，预防和减少疾病的发生，促进文明村镇建设。2009年，政府将农村改厕纳入深化“医改”的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2010年，启动了以农村改厕为重点的全国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促使农村的卫生厕所普及率迅速提升。2004〜2013年，中央政府累计投入82.7亿元以改造农村厕所，并实际改造了2103万农户的厕所；到2013年底，农村卫生厕所的普及率已达74.09%。根据《全国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方案（2015—2020年）》的目标，农村卫生厕所的普及率在2015年达到75%，2020年达到85%。

　　今天，许多农村地区“重口味”的公厕不见了，纷纷蜕变成了“小清新”，改造后的厕所外观优雅朴素，恰到好处地融于附近的建筑环境中，为乡村增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2014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江苏调研时表示：解决好厕所问题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标志性意义，要因地制宜做好厕所下水道管网建设和农村污水处理，不断提高农民生活质量；2015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吉林延边农村调研时又指出：随着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新农村建设也要不断推进，要来场“厕所革命”，让农村群众用上卫生的厕所。
　　
　　近年来，各地农村的改厕（推广沼气厕所、改旱厕为抽水马桶等）时有进展的报道，每每见诸媒体。国家对农村家庭卫生厕所的定义是，有墙壁、屋顶和门窗，面积不低于2平方米，既可以是抽水厕所，也可以是旱厕，但必须设置地下沼气池，以便对粪便做无害化处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均要求彻底改造农村的未达标厕所，在这个过程中，各地也分别发展出不同样式的沼气厕所，如山东的“三通沼气式”、河南的“双瓮漏斗式”、辽宁的“四位一体六栅式”、宁夏的“双高式”、江苏的“三格式”厕所等。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强力主导和资金投入，举凡新建或改建卫生厕所的农户，均可得到一定的现金资助和技术指导，因此，农村改厕的进展较为顺利。
　　
　　江苏省的农村改厕被认为在全国具有典型性。其实施的改厕工作，通常是卫生计生部门、爱卫办主导，农林部门负责沼气池建设，住建部门负责农村新(翻)建住房配套无害化厕所。具体做法是在村里先做好几家改厕示范户，组织群众观摩，激发农户改厕的动机;同时也编印技术手册免费发放，培训改厕技术人员等。2005年之前主要是试点，通过建设“改厕普及村”作为典型，再以点带面，全面推进。2006〜2013年，江苏省逐年加大改厕资金投入，累计达56亿元。截至2013年年底，全省累计改建农户卫生厕所822万座，卫生厕所普及率从56%提高到94%，其中无害化卫生厕所的普及率已达82%。改厕的成功使江苏农村的寄生虫病感染率和肠道类传染病的发病率，自2006年以来，分别下降51.8%和36.7%。

湖北省襄阳市，唐城景区内的一座旅游厕所豪华似皇宫。

　　从江苏省的案例可以看出，农村改厕进展较顺利的地方往往也是经济和生活条件较好的地区，乡民们对改厕高度认同，积极参加或配合，改厕工程也使村落环境发生良性巨变，增强了人们的幸福感。在一些富足的乡村甚至还形成了新的择偶标准，如果男方家没有卫生厕所，姑娘就不倾向于同意这门亲事。但毋庸讳言，在不少地方，尤其是在较贫困地区和边远的山区，改厕并非一帆风顺。除居住分散、改厕难以形成集中连片效应外，“没人、没钱、没观念”则被认为是这些地区改厕的最大障碍。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始终面临严重的城乡发展差距，而厕所环境可以说是城乡差距中最为明显、直观和突出的表现，也因此，尽快改善农村厕所状况，彻底改变农村卫生面貌，缩小其和城市的距离，对于改善农民生活品质，提升农村幸福指数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

　　在国内，具有设计感和创意色彩的公共厕所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街小巷。不论是照相机外形，还是钢琴琴键的运用，经过设计师的设计，这些公共卫生间不仅具有显眼的外形，同时颜色搭配合理，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了一体。还有的卫生间仿佛具有了未来时空的空间感一-般，显得非常的神秘。这些卫生间的出现，也形成了一道别致的城市风景。
　　
　　眼下正如火如荼地在中国各地城乡开展的厕所革命，终将逐渐地改变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中那些最难以为人们所自觉到的观念的深层，亦即涉及排泄的行为、观念和环境的全面改观。
　　
　　但必须指出的是，无论中国的厕所文明已经和将要发展到怎样的高度，它也无法避免地具有脆弱性，这是因为支撑着现代厕所文明的基础设施，亦即复杂的城市上下水道体系，原本就始终是脆弱的。如果我们不把厕所问题局限于“卫生间”及其周边的那些有限的事项，而是把它和更为庞大的废水处理系统，和中国社会的水资源、水环境和中国社会的公共性缺失等问题相互联系起来，那么，厕所问题其实乃是中国社会总问题的冰山一角，眼下的厕所革命之于中国社会而言，还是有很漫长的路程要走。